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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友于:絞刑架下的從容

2019-11-01 10:32:58 來源:諸城新聞網

李大釗、路友于等烈士就義前留影,左一為路友于,右一為張挹蘭


路友于紀念碑


路友于故居(諸城)

韓鐘亮

  1927年4月28日是李大釗先生英勇就義的日子。我相信所有崇敬他的人,都看過先生生前最后一張照片。那是他登上絞刑架之前與兩位同日赴死的烈士的合影。照片上他們肩并著肩,手挽著手,目光從容,像是要共赴一場節日的盛會。面對這“經典”的鏡頭,我內心總被深深打動。但模糊的目光其實長久停留在大釗右邊那位青年男子身上。他叫路汝梯,字友于(以字行),老家是諸城市路家道口村,與我老家同屬一個鄉鎮。正是這種“鄉親”關系,使我在崇敬的同時,又多了一份“濰河之光”的自豪。 
 

01

  很早我就聽說,路友于自幼聰穎,性格“叛逆”。1911年,家長讓他進諸城縣高等小學堂讀書。可萬沒想到,是年“辛亥革命”爆發,革命軍一夜之間占領諸城并宣布了獨立。16歲的路友于居然在學校帶頭“剪發明志”(剪掉了那條代表大清子民身份的發辮),然后與同學“歃血立盟”,組織起“決死隊”,差點在戰斗中丟掉性命。 
  1915年路友于走出家鄉,考取了濟南省立第一中學。在校期間,他擔任七班班長和學生會領導成員,表現出了卓越的領導才能。師生們夸他性情豪爽,目光深遠,憂心國事,關注民瘼。據老同學回憶,路友于有個“特殊愛好”,就是喜歡“研究”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。“研究”的過程中,他每每為“列強”的侵略霸凌而切齒裂眥,為“書生”的報國無門而扼腕噓唏。然而他最為人稱道的還是“文采”。當時省立一中有所謂名氣鼎鼎的“諸城三杰”,即王統照、路友于和楊金城。統照比友于高兩級,算是“學長”,但二人能相提并論,可見文學才氣應在伯仲之間了。 
  因史料闕如,我只讀過路友于的幾首詩作,果然氣勢非同凡響。如《寄同學管子梁之二》:“汨羅江上向長沙,今古才人一念差。收拾狂名須及早,此身有國即有家”;再如《和李君國梁秋收四首原韻之一》:“萬木經秋木已凋,西風詩思兩飄蕭。斷橋日暮鴉聲急,古道天寒驛路遙。醉愛香山醒對月,狂來說劍怒聽簫。李陵抵死寧志漢,塞草衰黃胡馬驕”。 
  讀后掩卷沉思,忽然發現,詩句里似已“埋”下了詩人命運的某種“伏筆”。 
  

02

  1918年秋,路友于從省立一中畢業了。在一位“同盟會”朋友的引薦下,他東渡日本,進早稻田大學留學。彼時早稻田大學集聚了大批有志報國的中華學子,路友于即為其一。然而一年之后,因中國駐日使館與日本當局沆瀣一氣,對愛國留學生進行迫害,路友于只好回國,到煙臺和濟南兩地“養病”。然而這位“狂來說劍怒聽簫”的“俠士”,絕對不會安于床簀,很快他就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的活動。 
  路友于1922年赴北京擔任《益世報》編輯。1923年加入中國國民黨。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,他擔任大會秘書處秘書。之后受孫中山委派,與共產黨員李大釗、國民黨員于右任等一起,在北京翠花胡同8號建立了國民黨北方執行部,路友于任候補執行委員兼秘書,負責執行部的日常工作。從此他直接接受李大釗的“耳提面命”,并堅決執行孫中山指示,在“聯俄、聯共、扶助農工”道路上勇往直前,義無反顧。1924年5月21日,當中蘇建立邦交之時,他樂不可支,無以言表,遂將兒子改名為“強誼”,將女兒改名為“端誼”,以示“加強”和“端正”與蘇俄之間友誼之意。 
  1925年是中國民主革命史上一個重要的年頭。這一年路友于非常活躍,許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首先是1月,萬眾矚目的“國民會議促進會”在北京召開,路友于作為國民黨的山東代表,與共產黨山東代表王盡美等在會上相逢,他們把臂言歡,共議國政,這應該是中國“國共合作史”上的一段佳話;繼之3月1日,路友于又參加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,會后在李大釗直接領導下,積極組織反對帝國主義的關稅自主運動;然后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后,路友于殫精竭慮忙于治喪處事務,主持編輯了《孫中山先生榮哀錄》。 
  同年5月30日,上海灘發生了舉世震驚的“五卅慘案”。消息傳到北京,李大釗決定立即召開國民大會,并組織聲勢浩大的群眾游行,以抗議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。國民大會召開前夕,李大釗找到路友于面授機宜。友于立即鋪紙研墨,將萬般怒氣凝于筆端,草擬一篇檄文式的《北京國民大會宣言》:“(五卅)噩耗傳來,心膽俱裂,傷心慘目,曷有其極……全國各地,實滿布此輩強盜之兇跡。如不共同努力,一致抗爭,則舉國民眾,死亡無日。” 
  寫到這里他已淚眼模糊。下意識地用衣袖略作擦拭,然后唰唰唰再寫:“本大會痛國家之危亡,悼同胞之慘死……尤希全國同胞……一致奮斗,誓不摧挫英日,打倒帝國主義不止!……” 
  據一位熟悉路友于的老人劉清楊(周恩來同志入黨介紹人)回憶:“他(路友于)實在是國民黨中不可多得的優秀人才,是當時北京市黨部的中堅力量。”“無論是黨部或人民團體的宣言,多是出之于他的手筆。因為他的作品感人至深,動人至切,幾乎每個人都會由于他的鼓勵而奮起。” 
  

03

  翻檢中國國民黨歷史,可以發現,自“北京執行部”成立以來,黨內左右兩派的斗爭日趨激烈。共產黨員與左派并肩戰斗,堪稱“同一戰壕的戰友”。 
  1925年11月,右派在西山碧云寺召開了“西山會議”,然后于南花園1號另立“黨部”,而與翠花胡同8號路友于主持日常工作的黨部分庭抗禮。在國民黨“二大”上,以路友于為代表的左派和吳玉章等共產黨員團結在一起,與“西山會議派”進行了堅決的斗爭。路友于作為大會提案審查委員會的成員,在會上鄭重宣布“彈劾西山會議案”的結果,決定將右派分子謝持、鄒魯永遠開除出黨。后來在李大釗領導下,北京各進步團體聯合成立了“左派聯席會議”(即“左聯”),其中路友于領導的“中山主義大同盟”就是“左聯”的團體成員。1927年1月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選舉,中共明確提出“將(國民黨)黨權交給左派”的口號,結果左派獲得大勝,路友于當選執行委員。 
  據路友于的女兒路端誼回憶,當年她父親經常到基層開辯論會,對右派“反共”“溶共”的反動本質進行批駁,其無畏的“俠士”氣概和刀鋒般的言辭,每每使右派理窮詞拙,洋相百出。于是事后就有了“路友于善戰群右”的說法。“右派”對他恨之入骨,便到處散布“路友于帶頭搞左傾”“路友于被赤化了”等濫調。須知“赤化”是一頂意味著風險甚至死亡的“紅帽”,可友于樂于接受。他甚至不止一次對同志們說:“國民黨也要走共產黨的道路!走共產主義之路!” 
  有句老話叫“近朱者赤”。因為對李大釗等共產黨員過于接近,路友于已被徹底地“赤化”了。 

04

  1927年的春天無比寒冷。晚開的紅梅預示著血雨必將降臨。 
  當南方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密謀向左派和共產黨開刀的時候,北方奉系軍閥張作霖先行一步,于4月6日派憲兵軍警包圍了左派的“庇護所”蘇聯大使館,逮捕了李大釗、路友于等數十人。4月28日,張作霖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,向“法庭”下達了判處李大釗、路友于、譚祖堯、鄧文輝、張挹蘭等20人死刑的命令。之后20位革命志士分乘6輛囚車,被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。在那兒,早已經擺好了剛從國外購進的絞刑機。但“因桿(即絞架)少人多,故分批執行。第一批為李大釗、路友于等”(據《世界日報》)。于是李大釗率先登上絞刑臺,緊隨其后的則是路友于。鑒于史料闕如,不知道他們臨刑前有沒有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,是不是高呼了口號或者吟唱了詩歌;唯一能肯定的是,李大釗、路友于以及張挹蘭女士,就義之前為這個世界留下了一張他們的合影。 
  然而合影并不是烈士的主動要求,而是殺人兇手的特意安排。張作霖們原本希望籍此留下一點“犯人”怯懦怕死臨刑變節的證據,以便日后在報刊上大肆宣揚,卻不曾料到,這倒為英雄們提供了向這個世界展示其偉大靈魂的機會,更不會料到,這張照片將永存史冊,成為后來人“不忘初心”“紅色教育”的絕好教材。 
  從我們掌握的史料來看,其實李大釗、路友于完全可以及早撤退,躲過劫難,但是沒有,他們決計堅守陣地,從容等待,等待這部“歷史劇”激動人心的大高潮的到來。 
  是的,從容,這是烈士“定格”了的神情。這種神情后面的巨大力量我們無法估量。記得黃宗羲說過:“慷慨赴死易,從容就義難。”此話意味深長,讓我們慢慢咂摸吧。 
   作者簡介:原濰坊市文聯副主席、黨組副書記,研究館員,《風箏都》雜志主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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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:朱麗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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